李自成曾遭部下送绿帽
袁可立在睢县有别墅——袁家山，有家宅——尚书府，而尚书府，在明末发作的一同事情，影响了中国前史的走向。
袁可立逝世后11年，即公元1644年，这是中国前史风云变幻、严重事情迭出的一年：正月，李自成建国西安，国号大顺；二月十九，明崇祯帝吊死煤山，操控了276年的朱明王朝宣告灭亡；五月，明剩余力气在南京树立弘光政权，史称南明；九月，顺治皇帝进入北京。这三方操控力气都一度企图操纵千年古国的将来。
袁可立逝世后12年，即公元1645年，在其故乡发作的“睢州之变”，即南明弘光政权江北四镇中兵力最强的徐州总兵高杰被驻睢州的河南总兵许定国诱杀，许率部降清，彻底改变了华夏区域明清军事力气的对比，使河南政权格式发作巨变，为清征南明一致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睢州之变”的详细地址，就在袁可立的府第——尚书府。事情的主角之一、河南太康人许定国曾为袁可立手下，早年在袁可立巡抚登莱时为其部下，多次蒙袁可立擢升提拔，后累官河南总兵。在旧日老长官故去12年之际，许定国在其府第酿此兵祸，致使高杰部下许定国屠城，焚掠袁尚书府，延及睢州百里，且许定国携兵投靠袁可立的仇人后金，史书称其为人甚不义也。
据《河南通志》记载：“今睢县行政公署为清之洛学书院，然本明袁尚书可立故居也……至宅向南恰与南坡之袁家山头绪连接，为尚书园宅规模中地无疑也。后楼下为明末许定国刺高杰处，楼上不设棚板，以作后来留念焉。”“许定国刺高杰处相传在今洛学书院后院藏书楼下……其时其宅本袁尚书可立府第，不知何认为许贼占有。想闯贼破城，袁氏避乱外处空其宅，故许得宴饮行刺其间也。至今楼不设棚板认为留念，这次睢之大乱杀掠之惨又甚于失城之时焉。”
在睢县史志办主任余宏献的引领下，记者前往袁可立尚书府原址进行探考。原址在睢县老十字街东侧，《河南通志》称“袁尚书可立故居”，郑廉《豫变纪略》称“袁园”。余主任说，清代这儿改为洛学书院，民国时为睢县行政公署，新中国建立后为睢县人民 *** 工作处。目前，原古式修建已被新式楼房所替代。
袁园之祸高杰自取
明末的河南是社会矛盾最为会集的区域之一：大顺政权首要操控豫西区域，清军实力已渗透到豫北诸府县。而河南大多数当地，仍为心仪明朝的将士占据。
公元1644年，南明 *** 在江北督师史可法的主张下，派江北四镇中实力最强的徐州总兵高杰带领大军进驻开封、虎牢（今荥阳一带）一线。高杰原是李自成的部下，李自成攻打明将贺人龙时，置疑高杰要屈服官府，高杰也察觉到了李自成的置疑，爽性一不做二不休，屈服了官府，临走还送了闯王一顶很大很大的绿帽子——把他的老婆拐跑了。
不过，高杰归顺官府后，非常忠心，二话没说带领戎行北上。1645年正月初九，高杰与河南巡抚越其杰、御史陈潜夫率大军到归德睢州。这时的河南总兵许定国现已隐秘同清军勾通，而且把两个儿子送往清兵营中当人质。高杰自统十三营约万人的戎行，在距睢州20里以外安营。其时，袁可立子袁枢正任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在袁尚书府第开府工作。
史可法现已知道许定国与清有勾通，曾命高杰不要去睢州，河南巡抚越其杰和参政袁枢都劝高杰不要入睢州城，以防意外。但高杰没有遵从，在接到许定国在睢州城摆宴为之接风洗尘的约请后，为了显现诚心，只带了三百亲兵入睢州城。
袁可立府第，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为三进院落，后经改建、扩建，房屋至数百间。与州城南部之袁家山及东西坚持的两个袁尚书大石坊恰坚持在一条中轴线上，非常威严壮丽。中有“弗过堂”、“石仙堂”、“藏书楼”等闻名修建，而“藏书楼”即是许定国刺杀南明大将高杰的当地。
正月十二，许定国在睢州城袁可立府第大摆盛筵，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深夜，伏兵猝发，高杰及其随从被杀死。袁枢等人慌乱中逃走。
第二天，驻在郊外的高杰部将李自身、高进库等得知主将遇害，立即攻入睢州城，对城内大肆屠掠，睢境大乱，及方圆百里，大众遭焚掠甚惨。焚掠后的袁尚书府狼藉一片，藏书楼内袁可立、袁枢父子所藏数万卷古书名画被毁劫殆尽。
事后，高杰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许定国率众渡过黄河屈服了清军，被封为平南侯，继而率部跟从多铎，充当了清朝平定河南的急先锋，破郾城、上蔡。史可法闻讯顿足长叹曰：“华夏事不可为矣，国务尽被许贼所坏。”
“得华夏者得全国”。许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事情，对整个南明格式影响很大，史可法精心安排的将明朝军事实力推动河南、守住黄河防地的方案就此失败。而清军其时只要不到一万人的戎行，因为许定国部队的叛变参加，使清军实力添加四倍。“睢州之变”发作后，南明政权再也没有才能安排与清军、大顺军比赛华夏的战役。清 *** 在河南从此再也没有强劲的对手。
清初史学家郑廉在《豫变纪略》中悲痛评估道：“袁园之祸，杰实自取。”
与董其昌的知己情缘
睢州之变对中国书画界来说也是丢失严重，一场大火将袁可立之子、保藏家袁枢数年精心保藏的古书名画焚毁殆尽，其间包括明代闻名书画家董其昌赠送给袁可立的名画多幅。
董其昌是明代书画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董其昌和袁可立终身知己，曾题《袁可立像》曰“忠实干国，正直立朝之臣”。
公元1633年10月，袁可立的儿子袁枢去北京，顺路探望董其昌。董其昌触景生情，想起退休在家多年的故友袁可立，遂作山水画《疏林远岫图》相赠。作者时年79岁，而其时，远在河南的72岁“大司马节寰年兄”袁可立已于四天前病逝于睢州。董其昌在画的顶端赋诗题赠老友袁可立道：“挂冠神武觐庭闱，得奉朝恩意气归。圣主似颁灵寿杖，仙郎耐着老莱衣。”该画原藏于河南睢州袁尚书府第后院“藏书楼”，清后期外流，今为天津博物馆保藏。
清代画家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说：“（袁）枢博学好古，精鉴赏，家富保藏，工书画，为华亭董宗伯，孟津王觉斯所推许”。袁枢能变成明末闻名书画及保藏家，与年伯董其昌的提拔有很大联系。董其昌卒后，终身最喜欢的“四源堂”等多幅名画都归袁枢一切，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十六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稀有，也曾是袁氏家藏旧物，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长孙名袁赋谌），由此足可窥见董、袁二人联系绝非通常同年，当是深交好友。
袁可立病逝于睢州，董其昌以悲凉的心境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边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友谊，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董其昌为明朝闻名史官，且与袁可立一起代，状文内容非常详实可考，能补清人修撰《明史》的成见和缺乏，为明清史研究者非常宝贵的资料。
袁可立与董其昌在仕途上相同崎岖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又都是泰昌皇帝一起启用的旧臣贤达。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末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架空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袁可立是“珰以可立有意远已，所以加尚书衔致仕”（《睢州志》）。两人一个变成旷世书画我们，一个变成一代廉吏和前史名臣。
